法律不会也不能穷尽一切将会发生的纠纷与冲突，宪法亦然。

公共参与的宪法品质还在于它所带来的多向交流和互动的社会效果，其所体现的民主性，已然不同于古典民主的被动式、单向性特征，而是积极主动的、自觉的和理性的公民行动。也有长官意志导致的决策失误，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损失。

由此，不仅可以使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能够使政策的执行过程因获得了必要的民意支持和协助而变得更为顺利。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现代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参与权的实现提供更为便捷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尤其在目前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社会背景下，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着巨大差异，公共决策的风险在加大，更加需要一个有效的民主机制———即参与式民主模式，为不同的思想和立场提供交流的平台，将不同的利益诉求都吸纳到体制内来表达，促成不同利益之间的整合，最终达成公共利益的目标。公共参与的过程并非是以最终形成的集体意向来消减个体能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交流，突出个体的价值，实现其宪法地位和权利主体的资格，同时也是不同个体各求生存的合力之产物。但是由于目前的公共参与及其体制还没有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运作，公共参与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比较大，使得公共参与流于形式，难以形成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每一个体的具体差别会直接影响对公共事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识别能力和判断结果，同时导致形成共识和公意的艰难。[46]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美国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异类，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例外。

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环节是内阁。[24]而在美国，公言论(public speech)———比如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论———即使事实不确，只要并非出于明显的恶意，也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从而可以获得诽谤法上的豁免。[93]白哲特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宪制》中因此将女王作为英国宪制中的尊荣性(dignified)部分而加以特别强调:女王在礼仪方面的用途不可估量。[65] 美国最高法院在21世纪初也曾在宪法判决中引用了外国法，但却引起了政界、法律界和法学界的重大争议。

这一权利的保证是:发展和保护国家房产和公有房产,帮助合作社和个人住宅建设,在社会监督下公平分配随着实施设备完善的住宅建设计划而提供的住宅面积,以及收取价格不高的房租和公用设施费。这种法律意见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最高法院不应该将外国的习俗、风尚或时髦强加给美国。

在制度结构层面，美国三权分立的总统制与大多数西欧国家的议会制有很大的不同;在世界其他地方，虽然有些国家也模仿美国的总统制，但无一像美国一样成功。[16]但美国的模式并未成为世界通行的做法:欧洲就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相反，在加拿大，宪法解释基于对于诸条款的目的主义的解释;[56]加拿大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迪克逊(Justice Brian Dickson)的说法更为明确:宪法……着眼于未来而制定。以总统制的代表性国家美国为例，总统和国会议员都是民选的;两者通过相互独立的选举系统获得人民的授权。

这一说法后来被不断沿用,用以陈说奴隶制之于《美国宪法》的重大颠覆作用。从美国宪法的特性中，我们可以理解和认识到:真正成功的宪法，不仅是一国的基本法和最高法，而且是该国人民自己的法;宪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基本法和最高法的作用，本身依赖于其自己的法的地位。[75]随后，在2005年，斯卡利亚大法官和布雷耶大法官(Justice Breyer)曾就引用外国法的问题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11]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一般称之为三权分立的学说，而其心目中三权分立的样板国家是英国。

[72]2005年的罗珀诉西蒙斯案(Ｒoper v．Simmons)[73]则彻底激发了大辩论。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平等概念或者平等权利来涵盖由种族问题引发的巨大的美国宪法问题。

一般而言，美国例外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630年北美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在一次著名的布道中的说法:新英格兰的清教共同体是《圣经》里所说的山上之城(a city on a hill)。第四，美国最高法院的另外一大特点是法官终身制:大法官没有固定任期，也没有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18]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的法官都有固定任期:德国宪法法院法官的任期为12年，法国宪法委员会成员任期9年，西班牙宪法法院法官任期9年。

信奉基督教路德教的国民应当培养其子女信奉基督教路德教。在其诞生两百多年之后，《美国宪法》在美国政治文化和国家认同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一向被认为是世界其他各国确立的模板，如同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所言，司法审查是美国对于民主理论最为独特和最有价值的贡献。从形式上来讲，美国的司法审查样式有显著的自身特点。而要理解美国为何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就必须理解美国宪法文化的总体特性。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宪法》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对于很多具体的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

在现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Chief JusticeＲoberts)的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confirmation hearings)上，凯尔(John Kyl)参议员曾就外国法的问题发难。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除了规定言论自由权利之外，还严格规定了政教分离条款，并且保障宗教自由行使。

[1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5页。[38]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直接废奴、法国的殖民地海地黑奴革命建国相比，美国的奴隶制废除得很晚，并且动用了如此巨大之政治力量，牺牲了无量之生命，最终也只是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废除了奴隶制，却没有根本解决种族问题。

一般说来，现代宪法中最为经典的公民权利是消极权利:公民享有宪法保护的自由;政府没有正当理由、未经正当程序不能干涉公民的自由。比如，19世纪初，紧邻美国的墨西哥曾将美国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

[13]Oliver Wendell Holmes,Montesquieu,in Collected Legal Papers 250,263(The Lawbook Exchange,Ltd.1920). [14]Keith Rosenn,The Success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Failure in Latin America:An Explanation,22 U.Miami Inter-Am.L.Rev.1(1999). [15]Juan J.Linz,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3(Juan J.LinzArturo Valenzuela eds.,JHU Press 1994). [16]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71(Harvard Univ.Press 1996). [17]Allan R.Brewer-Carias,Judicial Review in Comparative Law(Cambridge Univ.Press 1989). [18]U.S.Const.Art III,§1. [19]比如伦奎斯特大法官在著名的焚烧国旗案的异议意见中,就曾长篇引用诗歌和歌词。在2004年美国国际法学会的年会上，斯卡利亚大法官痛斥援引外国法的行为。很多国家也开始在宪法体制中采用违宪审查制度，通过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来对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立法进行审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监督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美国宪法》不仅仅承担了确立国家基本制度的责任，也不仅仅用来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不受政府的不当干涉;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国家民族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鲜明的标志。

如前所述，照搬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菲律宾，其宪法政治也一直在混乱和独裁之间徘徊。其大意是，美国的文化、政治、历史都构成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例外(exception)。

[77]宪法判决中引用外国法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全国政治辩论的焦点。[66]2003年的格鲁特诉勃林格案(Grutter v．Bollinger)[67]和格拉茨诉勃林格案(Gratz v．Bollinger)[68]都涉及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问题，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Ginsburg)在两案的判词中都援引了外国法律(包括加拿大、欧盟和南非)或国际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中的规定。

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的宪法有一个普遍的趋势，即开始在宪法文本里写入诸如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乃至住房权等积极权利，政府需要主动地采取政策或者措施来实现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15]与其在美国的效果相反，总统制恰恰成为了很多拉美国家独裁政治的宪法体制上的通道。

美国宪法权利保护范围也非常具有独特性。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立宪国家的臣民，英国人的核心文化认同在女王身上。本文只是想指出,我们必须在较为明确地辨析各国宪法特点的基础上,进行清醒明辨的比较借鉴。帮助我吧，上帝![90] 美国宪法在美国公民宗教中的特殊地位也可从美国司法审查中的外国法争议中看出。

一时间，外国法的问题成为了热点政治问题。立法权是设立一般法律和规则的权力;执行权是执行法律的权力;对外权不受规范约束，因为它受制于不断变化的外交形势。

[37]种族问题的阴影在美国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全部散去，只是已经变换了模样———美国当前的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现象就被认为是变相的种族隔离制度。[87]1834年，国会议员卡欣(Caleb Cushing)曾将《美国宪法》称为我们的圣约柜(our Ark of the Covenant);1922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塔夫脱(William H．Taft)重复了这一说法。

[54]加拿大最高法院有一个著名的比喻，用以说明目的主义的宪法解释:宪法是一棵活的树(living tree)。但之后，被解放了的黑人仍然没有完全获得真正的平等:废奴之后便是种族隔离，直到1954年的布朗案才废除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de jure segregation)。